记抗战时期常州的“百人坑”

（作者简介：钱渐升，男，1926年1月生，江苏常州人。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，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由镇江调到北京。喜爱诗词、谜语、京剧，中国诗词学会、中国谜协会员。2019年3月去世。）

我家在常州城内西北角靠近城墙的地方，当时的地名叫“府学后”（解放后已改名“玉带路”）。这里的地理位置很偏僻，稀稀落落住了几十户人家，多数是织布的手工业者。府学后的南面，有一片高大的瓦房子，据说曾经是常州府的府学堂，因此人们将这后面的一大片偏僻地带，都叫做府学后。在府学后的东面是“凤尾墩”，这里是一个几丈高的大土墩和一大片乱葬坟地，也是当时砍头、枪毙犯人的刑场。府学后北面，紧靠内护城河有一大片又高又密的“先棵”地（“先棵”是常州地方的土音，它的学名叫什么我不清楚）。府学后的西南方是常州体育场，每当春季（或秋季）开运动会时，这里就热闹得很了。

我小时候，有一个家住相隔五六户的最亲密小伙伴，叫吴泉海，我们一块儿上的小学，四年同窗。我俩是打乒乓球的好对手；是踢小足球的好搭档；是上树掏鸟窝的好帮手；是下沟捉鱼摸虾的好伙伴……。我们的家庭虽然很清苦，但幼稚的心灵还不懂得父母们愁米愁柴的心情，整天无忧无虑，除了功课以外就是玩，所以我们的童年还可以说是幸福的。后来，在课堂上听到老师讲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占我们的东三省，怎样屠杀我们的同胞，使我们愤恨得热血沸腾。听说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奋战，打败了日本兵，我们兴奋得跳起来。我姐姐在高年级，她也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回家缠着母亲炒米、缝干粮袋，交给学校去慰问前线的将士。我和泉海也恨不得能挥动大刀片，上前线杀敌。但当时也就是“五分钟的热度”，不久也就慢慢地淡忘了。

后来“七七”事变了,“八·一三”上海又开了战。这时候，我早已失学了。有些学校和民间的文化团体出来宣传抗战，有些战争气氛了。体育场上挖掘了一条一人多深、上百米长、曲曲折折的土沟。有人说这是防空用的，有人说是准备巷战的战壕。我们一群孩子，在沟上沟下蹦蹦跳跳，闹着玩“打仗”，确定几个孩子扮演“日本兵”，其他孩子都是“中国兵”，一阵小土块乱扔，最后是“日本兵”有的躺下“死”了,有的跪下“投降”，这出戏就算演完了。

不久，战争气氛愈来愈浓了。常州的上空，经常有日本的轰炸机群飞来飞去。起初，机群不过是在常州上空“路过”，并不扔炸弹。我们对空袭警报听惯了，每当空袭的紧急警报响起后，不少大人、小孩就从屋里走出来，待到机群飞来时，就躲在树底下、墙角里，数一数飞机有多少。忽然有一天，日本飞机居然也在常州扔炸弹了。常州第一次挨炸的地方是火车站，死伤大约上百人。事后，不少大人去车站看，回来描述了血肉横飞的惨状，这才震惊了府学后所有的居民。于是，家家户户的大人、小孩都紧张地挖掘防空洞。我家劳动力少，只有父亲、小侄儿和我是男的，我这11岁的孩子，也算是挖洞的劳力了。

鬼子的炸弹经常在常州爆炸，起初只炸火车站，后来就是地毯式的乱炸。每天在城里提心吊胆地钻洞，不如想法到农村去避一避。不少在农村有亲友的人家，纷纷向农村疏散。我家没有农村的亲友，父亲把我和母亲、嫂嫂、姐姐、侄儿、侄女等，陆续送到离城十多里外的一户农家（我父亲朋友的朋友家），我父亲一个人留在城里。泉海家也在积极想办法，可是太晚了。就在他父亲、哥哥们在农村找到了一户农家，刚打算回来接他和他母亲、弟妹们的时侯，鬼子进城了……

我们当时疏散的目的，是想躲避日本飞机扔炸弹。人们只知道前线在上海，离常州有400里，听说前线打得还不错，根本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。我后来听到大人们说：那天上午一切很平静，大家正疑惑今天怎么听不到空袭警报，突然一阵枪声大作，日本兵冲进城来了。僻静的府学后，也乱成了一锅粥。不少人中枪倒下了，有些人被刺刀捅死，有些人被打死在防空洞里，有的病人被打死在床上。不少妇女带着小孩钻进了先棵地。先棵有两米多高，长长的叶片边上，有锋利的小锯齿，不小心脸上手上会被它划出血来。这片先棵地有好几亩大，长得密密麻麻很茂盛，里面躲上百人外面也看不见。鬼子兵大概怕里面有人埋伏，没敢钻进去，只是朝里面打了一阵枪，妇女和孩子们躲在里面不敢动。后来，听到外面有人（大概是汉奸）反复喊：“乡亲们！出来吧！日本人不杀你们了，送你们到乡下去当难民。快出来吧……”大家半信半疑地陆续走了出来。这群妇女、孩子约有上百人，在日本兵的押送下，就象一群鸭子，被赶到南面的体育场。在从未有一个中国兵到过的“战壕”边，在刺刀的威逼下，在一片嚎哭、惨叫声中，人们都被推进了“战壕”，有的是被刺刀捅下去的。接着，一阵机枪扫射，再把“战壕”边上的松土铲下。就这样，一个十分简易的“百人坑”完成了！

在这个“百人坑”里，有一个幸存者，是位老太太。枪弹只打伤了她的手，她身上复盖的土比较薄，当时也晕过去了，但没死。等到夜里，她醒过来了，慢慢地拱出了土，爬出了“战壕”。以后又几番碾转，到了常州乡下。她是这个坑里唯一的幸存者。

在这批“难民”群里，还有一个幸存者，是一个15岁的少女。她叫张金凤，和我姐姐同年龄，是我姐姐的好朋友。她没有父母，有一个哥哥在上海做工，常州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她没有疏散到农村去。鬼子进城时，她也跟着大家钻进了先棵地。她也跟着大家被骗出来当“难民”。可是，她一出来，就被一群鬼子拉到一间房子里轮奸，因此她没赶上“难民”群,要不也就进了“百人坑”（后来她在夜里逃到了常州北郊农村，嫁给了三井头村的一个姓王的农民）。府学后的居民中，还有一些幸存者：他们有的是躲在家里的小阁楼上，将梯子抽上去才幸免的；有的是躲在其它隐蔽的地方，没有被发觉。我父亲和十几个男人，是被迫当了“夫子”（当时老百姓称被军队拉去当苦力的人谓“夫子”），扛弹药箱。这批日本兵侵占常州后，只留下一小部分，大部分长驱直向南京城。他们需要一批劳动力运输弹药等辎重。这群“夫子”每餐只吃两个米饭团，晚上是集中在一个房子里和衣躺在稻草上，附近有岗哨。有些年老体弱的扛不动，走得慢的，不是挨鞭子，就是挨枪托，有的就被枪毙了。我们府学后，有个叫唐盘生的牙科医生，已经50多岁了,他是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文人，叫他长时间扛弹药箱，实在太为难了。他求鬼子开路条放他回家，结果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在荒地里被枪毙了。“夫子”们都知道，指望日本人发善心是不可能的，只有找机会晚上逃跑。我父亲就是在镇江附近过夜时逃脱的。

过了一些日子后，常州城里成立了“维持会”,发“良民证”，我们这些在农村避难的居民才陆续回了城。

又过了一段日子，日本兵大“开恩”,允许“百人坑”里遇难者的亲属，于某月某日去收尸（体育场当时已是日本兵的兵营）。使我万分痛心的是：在这个“百人坑”里，有我最亲密的小伙伴泉海和他的母亲、弟弟、妹妹。他父亲、叔叔、哥哥和其他遇难者的亲属们去收尸时，我想跟着去与泉海最后见一面，但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去。我不知道当时流了多少泪。泉海上学的时侯，他爷爷给他起了个学名叫“万春”,是祝愿他长寿的意思。可是，他仅仅度过了十一个春天！

听到收尸的人们说：挖出来的尸体都已面目全非了，他们只能从受难者的身材长短和衣服碎片来辨认。有些尸体不知道是谁家的，没有人认领，大概是府学后以东、以南什么街、巷的居民们也被赶进了这一群;或者是全家都在这里了。坑里共埋了多少人？有的说一百多，有的说七八十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当时，也无法数清楚。人们找到自己亲属的尸体后，忙着运回、收殓和埋葬。我不知道，那些没有人认领的尸体，以后是怎么处理的，大概仍然就地埋在“战壕”里了吧。

府学后是常州城内偏僻的一个小旮旯，日本兵在这里究竟残杀了多少人，我没有听说有谁详细统计过。至于常州城里城外繁华的大街小巷共被杀了多少人，共有几个类似的“百人坑”，更没有听说有谁统计过。这是当时的“亡国奴”不敢统计的，也是无法统计的。我们只知道日本兵在常州屠杀了很多很多人, 不过这与南京的大屠杀相比起来，毕竟少得多，不值得一提了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日本国的某些要员们，总在他们认为适当的场合，昂起脖子来否认“南京大屠杀”,或者为他们的屠杀作辩护。记得有个什么要员曾说过：日本兵所以在南京大屠杀，是因为中国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杀死了不少日本兵。这就不对了。日本兵在上海突破防线后，沿着沪宁铁路长驱直入到南京，沿途的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等地，都没有遇到抵抗，可是一路上日本兵的奸淫烧杀还少吗？常州体育场上的“战壕”从未到过一个中国兵，为什么成了手无寸铁的妇女、孩子们的“百人坑”？所以，每当日本有个什么要员否认南京大屠杀，我那最亲密的小伙伴的苹果脸、小胖墩的形象，就会出现在眼前；同时，我也仿佛听到了“战壕”里的嚎哭惨叫声和机枪扫射声。最近，不少国家都在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，而日本政府还在躲躲闪闪，不肯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。看来，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是不会散去的，在他们认为气候、土壤适当的时侯，又会重温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旧梦，再次“祈武运长久”了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我一辈子忘不了这深恶痛绝的“百人坑”！

北京理工大学 离休干部  钱渐升  

1995年7月7日